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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深海远洋塑料垃圾场治理的中国战略选择

发布时间:2023-09-03 19:02:18人气:

内容摘要:全球深海远洋塑料垃圾治理意义重大。深海远洋之中的塑料垃圾存量规模极其巨大,已经成为全球塑料垃圾治理的枢纽和焦点。现有的治理困境既有技术性的壁垒,也有制度性的根源。从循环经济角度看,深海塑料垃圾场又是巨大的宝库。积极推动全球海洋垃圾治理,有利于推动中国进入海洋文化繁盛的时代,也有利于探索开创新型和平导向的全球治理模式。当今世界金融架构和秩序进入重大调整时期,我国应抓住这一战略性机遇,以联合国系统的规则和规范为依归,以循环经济模式为指引,以我国积累的实力为基础,以民营企业主办,启用浮岛航母等超级平台,整合全球技术和产业,率先开展深海远洋塑料垃圾的回收利用,确立我国在世界环境治理和污染预防上的新优势。

关键词:塑料垃圾治理,循环经济,新机遇,战

自从1960年联合国出台第一份海洋塑料垃圾对海洋负面影响的报告,到提出2025年显著减少海洋垃圾的目标,再到形成可持续发展目标的2030年议程,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在治理海洋垃圾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是,海洋垃圾治理仍然面临着巨大困境。

海洋垃圾场规模极其巨大,增长难以扼制,危害极其严重,已引起公众的严重关切。同时,从循环经济的角度,一些有识之士也看到,这些深海塑料垃圾场是具有独特战略价值的“宝库”,开始另辟蹊径提出治理深海垃圾场的新方案。

我们收集了联合国机构的相关公开文件资料,并结合深入调研,对全球深海塑料垃圾场进行了定性研究,认为我国应尽早在全球深海垃圾处理领域做出战略决策和部署。

一、全球深海远洋塑料垃圾治理构成了重大战略机遇

(一)准确把握深海远洋中的塑料垃圾存量规模是治理战略的基础

经过初步测算,全球环流中的塑料垃圾规模已达数十亿吨。

首先,远洋环流内在的超大范围、远距离、持久性搜集全球塑料垃圾的格局,幅员日益辽阔的环流塑料垃圾场在海洋中的立体存在,塑料垃圾碎片化后在海洋中的广泛流布,都结构性地决定了海洋垃圾的巨大规模。

当前世界海洋上有五个主要的垃圾场(garbage patch),即大太平洋垃圾场、北大西洋马尾藻海垃圾场、印度洋垃圾场、南太平洋垃圾场、南大西洋垃圾场。这五个垃圾场分别是由地球上五个主要的海洋环流(gyres)搜集形成的,称为环流垃圾场。塑料是海洋垃圾场中占比最大、害处最大和历时最持久的部分,要占到海洋垃圾的85%以上。

大太平洋垃圾场横跨北太平洋一片约160万平方公里的范围,相当于三个法国的面积。它是由数百万个较小的垃圾岛组成的垃圾星系,这些垃圾岛隐藏在水下并延伸到数公里之外。

大量塑料垃圾随着洋流被富集成环流塑料垃圾场,又被迅速降解成碎片,然后存在很深的水层中,随着洋流广泛流布

其次,海洋塑料垃圾的巨大规模得到多个研究统计结果的确认。

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研究统计数据表明,1950年到2017年间全世界生产的塑料有92亿吨,其中70亿吨成为塑料垃圾,这70亿吨塑料垃圾的3/4约53亿吨没有被有效处置,大部分流入了包括海洋在内的环境中。根据联合国的测算,从1980年到2020年的四十年间,全球的塑料产量增加了四倍,2018年达到了4亿吨的规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22年6月3日发布的报告显示,到2060年,全球塑料制品年产量将达到12亿吨,接近目前的三倍。1950年到2050年间全球累积的塑料产量将达到340亿吨。根据2020年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 and SYSTEMIC的研究,到2040年每年的海洋塑料污染会比2020年至少增加三倍。

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21年的报告测算,2020年全球塑料产值估计在5800亿美元左右,但是塑料污染每年给海洋自然资本(marine natural capital)带来的损失折算为货币价值在2.5万亿美元以上。

因此,规模极其巨大的全球环流垃圾场,是全球海洋塑料垃圾富集和流布的枢纽,是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牛鼻子。

(二)海洋垃圾持续增长,危害巨大,多种因素造成海洋塑料垃圾治理困境

首先,大范围准确掌握海洋塑料垃圾浓度和流布的监测技术还有待改进。目前还没有很好的方法去监测任何小于3毫米的东西。

其次,在深海远洋之中就地处理塑料垃圾存在极高的设备技术平台壁垒。塑料质量轻、体积大,又经海水浸泡,无法远程运到陆地处理,只能在海洋深处现场就地处理。但是,在全球环流塑料垃圾场所在的深海之中,船舶不易锚定停泊作业;同时,海上气候变幻莫测,风暴频频;而且,垃圾场处于漂浮升沉的运动之中。因此,塑料垃圾场治理,具有极高的技术壁垒,需要特殊的舰船和操作平台、设备、技术和工艺支撑。

第三,多种制度性因素造成深海远洋垃圾成为治理的盲点。石油化工塑料产业对塑料垃圾的处理采取置身事外的态度。1950—2017年间生产的约92亿吨塑料中,被循环使用的只有7亿吨,回收循环利用的比例还不到10%。塑料产业不提供塑料产品的成分,导致循环利用塑料产出的产品质量和价格都无法保障。大多数国家在垃圾处理方面投入不足。一些海洋国家垃圾的回收比例很高,但是处理比例很低。收集的垃圾最终还是变相流到海洋之中。全球环流塑料垃圾场,是主权国家的法外之地(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ABNJ),却是联合国的管辖之地。

(三)循环经济治理思路浮现,全球环流塑料垃圾场是巨大的宝库

从循环经济角度看,深海远洋中环流自动富集的塑料垃圾是绝佳的原料,是世界塑料治理的包子芯。

首先,塑料有多种工业用途。塑料可以用于还原成燃油,制取芳香族化合物,生产防水抗冻胶和制备多功能树脂胶等。根据资料,海洋塑料垃圾分类处理后,一些塑料品种还原成燃油的比例约为0.7。全球环流塑料垃圾场中数以十亿吨的塑料垃圾规模,构成了天然的海上石油储备宝库,一旦形成成本可控的规模产能,可以改变当前的世界能源格局。根据测算,深海远洋之上富集的塑料垃圾场,相当于飘浮着数十个“大庆油田”。

这些全球环流塑料垃圾场的地理位置分布,也不同于我国传统的石油能源供应地。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环流塑料垃圾的治理,迅速形成有效产能和新的能源通道,有利于摆脱当前美国等国家控制的海上通道和岛链对我国能源通道的遏制。例如,围绕印度洋中的塑料垃圾场,和缅甸合作建设皎漂港这一“一带一路”的桥头堡,就可以极大改变我国能源的格局。

其次,全球环流中的塑料垃圾制成颗粒,加上阻燃剂,混合无机垃圾,可以用于就近填海建造人工岛屿。例如,新加坡在本岛以南8公里利用垃圾建造实马高岛。

第三,塑料垃圾场中混生的海藻等有机海洋生物,经分离处理后,可以用作海上牧场的饲料,有利于缓解当前的世界粮食危机。

第四,深海远洋塑料垃圾治理平台、产业链延伸、配套设施建设规模空前庞大。据初步估计,需要建立至少十个5000万吨级塑料垃圾超级处理平台,带动上万亿美元的投资。这是一个可以推动国内外经济大循环,克服贸易战造成的经济内卷的空前机遇。

二、积极参与深海远洋塑料垃圾治理,有利于推动中华海洋文化繁盛和全球新型治理模式

(一)从产业生态的角度看,参与环流垃圾治理,有利于已有战略优势的运用、升级和进一步储备,有利于推动中国进入海洋文化繁盛的时代

首先,我国在江河湖海林草等环境治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巨大的战略优势,具备参与全球环流垃圾场治理的实力基础。例如,在海南种岛的过程中,我们采用了民营企业主导的举国模式,中交系统吹砂成岛的巨型设备技术举世瞩目。中海油部署形成了全球性的深海钻井平台网络。海上牧场的快速部署和建设已经改变了一些海洋鱼产品需要进口的局面。包括粤港澳大湾区在内的1437个海湾的治理和建设,为亚太地区的海湾治理做出了表率。河长制实现了国内流域性治理的统一性。亚丁湾护航为我们积累了远洋护航的经验。新技术的开创和应用,使我国在海洋舰船的电动化和碳中和方面占据了先机。通过“一带一路”政策的推行,我们具备了衔接区域性和国际组织的平台体系,能够延伸到环流垃圾场所在的势力范围。

其次,从青山绿水和近海浅湾到蓝海远洋还有相当的差距。在深海相关技术的知识产权积累方面,中国与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在豪华邮轮等高附加值、高集成度、超大型舰船制造等领域,中国的市场占有率还很有限。经济发达地区的洲际海峡、沟通大洋的海峡、唯一通道的海峡和主要航线上的海峡,基本上都控制在美国手中。

第三,参与全球环流垃圾场的治理,有利于促进我国海洋基础力量的蓄养和新型模式的探索。中华文化从昆仑文化到黄河文化再到长江文化,最终必然要经历海洋文化的繁盛。从近海到深海远洋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实现的跨越。

(二)围绕着联合国的法理规则,有序协调全球环流垃圾场治理,有利于推动中美战略平衡,有利于开创新型全球治理模式

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世界多个地区战争阴云密布的形势下,任何国家都面临战争与和平的战略抉择。我国可通过积极推动联合国减少海洋垃圾的计划,向世界展示中国多样化和谐共存的发展理念,中国愿意不遗余力地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依托联合国架构来推动全球环流垃圾场的治理,借鉴和运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尊王攘夷”的战略,可以使我国绕开修昔底德陷阱,摆脱国别之间零和丛林竞争的窠臼,避免众多国家在环流垃圾场治理上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从而结合更多的力量来探索和开创崭新的全球治理模式。

三、战略和对策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把治理全球深海远洋垃圾战略总结如下:以联合国系统的规则和规范为依归,以循环经济模式为指引,以我国积累的实力为基础,以民营企业主办,启用浮岛航母等超级平台,整合全球技术和产业,率先开展深海远洋塑料垃圾的回收利用,确立我国在世界环境治理和污染预防上的新优势,破解当前世界环境危机的困境,开辟能源新格局,积极探索和开创崭新的全球治理模式。相应地,我们提出了以下战略对策。

(一)从主体的角度看,我国宜采用民营企业主办的战略模式

首先,民营企业可以借鉴西方跨国企业全球布局的核心模式。塑料垃圾治理的战略模式可以归结为:从联合国进行政策公关和投资额度安排,用欧洲的平台和深海知识产权起步,整合中国的配套组织能力,在海南先行依托全球自由贸易区网络进行布局。

其次,民营企业主办可以提高与多样化世界的兼容性。民营企业可以更方便地和世界上的各种机构对接,有利于全球整合资源,可以规避国际社会一些莫须有的诟病、非难和抹黑,未雨绸缪地避免一些国际媒体将企业行为政治化。

(二)依托全球自由贸易区网络布局,海南率先成为全球环流垃圾场治理总部基地

随着海南2025年全面封岛建成自由贸易区,海南自贸区作为全球深海远洋塑料垃圾处理的基地具备一些独特的优势。

从国内的角度看,海南启动深海塑料垃圾治理的基地后,上海和大连的多个海洋产业基地可以同步推动,和全球多个产业同步对接。

五大全球环流垃圾场的治理,就地处理,就地销售,就近配套,因此,因地制宜依托全球自由贸易区网络进行布局成为一种选择,深海塑料垃圾治理可以变成全球自贸区网络的核心功能模块。

(三)推动高纬度外交,深度参与联合国系统相关机构的组织和运营,提高话语权和融合度

企业或者其所属主权国家要推动全球环流垃圾场的治理,需要联合国深度介入协调安排,例如海洋公约的调整,投资额度的协调,类似浮岛航母这样超大型平台的航线和母港安排,激励政策的设计,技术标准的制定等。

首先,要加强与国际组织以及其背后的王室、财团、联盟组织等的外交,依托国际组织推动海洋塑料垃圾治理,例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气候变化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

其次,要加强外交、国际法、专业技术和文化素养结合的复合型人才培养和团队的建设,提高国际组织的参与度,遵循传统脉络,增强协调的力度。

第三,要推动定点、定向、专题和专业的合作倡议。例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就建议采用数字技术、卫星、飞机和无人机,结合舰载传感器、采样器和自主平台(如浮子、滑翔机、底栖着陆器和爬虫),为全球海洋垃圾监测项目提供可能,以追踪和确定海洋垃圾和大型塑料的密度。但是,这一监测项目的主要挑战,是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监测指标需要统一校准。

(四)全球环流塑料垃圾治理,先改装大型邮轮迅速启动,同时推动集成适合深海远洋的浮岛航母超级处理平台

集成全球环流垃圾场超级处理平台,克服深海远洋塑料垃圾治理的技术壁垒,是整个产业生态的核心和起点。将大型邮轮的娱乐设施改装成塑料垃圾处理的生产线,相对容易,时间周期短。邮轮的母港和航线都有成熟的安排,不需要太大的调整。如果采用金融租赁的模式,可以低成本启动,同时很大程度解决先期深海技术知识产权的问题。因此,采用大型邮轮改装的方案,可以加快部署,迅速启动深海的塑料垃圾现场治理的实质性操作。

现有的浮岛航母,一般部署在近岸浅海,作为陆地的延伸(expand land area),用于环流垃圾场处理时,需要重新设计和集成。例如,新加坡设计的接近50平方公里的浮岛航母,预算投资97亿元,主要用于近岸生活和娱乐。这种平台用于浅海的锚定系统,难以用于深海远洋;动力系统和能源保障需要由常规改用核能,以实现以一定速度巡航;为了提高抗风暴等级适应深海操作的需要,原来近海的架构需要大大加固;现有海港泊位,能容纳的最大船舶,是排水量15万吨的航母,还难以容纳50万吨排水量规模的浮岛航母。

(五)收费模式和融资安排

首先,成立专门的金融机构,和联合国相关的机构安排专门的投资额度。例如,为了防控新冠疫情,联合国卫生组织为204个成员国家和地区,都提供了20亿美元的额度。疫情结束后,这些额度可以协调转向海洋垃圾处理。

其次,寻求联合国的配套激励政策,比如划定专属经济区,建设海上牧场,新建或者扩建母港等,可以延伸产业链,形成一些辅助性资产,作为融资的工具。

第三,依托联合国海洋环境公约等法律法规,成立专门的平台,从参与平台的理事成员募集资金。

第四,结合国际金融市场和全球资本流动的重大变化,通过国际金融市场募集资金,形成全球化的融资运作平台。例如,2022年9月22日,在综合营商环境、人力资本、基础设施、金融业发展平等指标的全球金融中心综合竞争力排名中,新加坡超越上海与香港,成为亚洲金融中心,值得重视。

第五,结合联合国碳减排政策和碳汇算法的规定,充分运用全球环流塑料垃圾场治理过程中产生的碳汇来补充资本需求。全球环流塑料垃圾大规模还原成燃油,推动了塑料垃圾的循环使用,能够改变全球碳预算的结构。在这方面,美国特斯拉电动汽车结合碳汇的商业模式值得借鉴。

(六)推动环流塑料垃圾场治理体系成为战略性技术试验场,形成强大的产业链推力

首先,要和世界龙头企业深度合作。全球环流垃圾场治理需要形成一个庞大的产业生态,先进技术和设备无疑是重要支柱。尤其是在产业生态发展的初期,先进的技术、工艺和产品是形成产业链推力的重要保障。通过技术转让和互换、设备采购、成立联合研究机构和合资企业、建立战略联盟等方式,与一些国际巨头建立稳固的合作关系。我国企业在积累和运用高铁相关技术方面的经验,也可以在全球环流垃圾场治理过程中加以运用。

其次,成立通用技术研究院和专门的研究所,作为全球深海相关技术的网络节点和吸收消化技术工艺的桥梁性机构。例如,我国台湾地区的工研院,是吸收消化全球芯片等技术的桥梁性机构,可以迅速建立相对完整的知识产权体系。

第三,建立产业生态体系内外的战略协调平衡机制。

当前技术成功转化的核心,是平衡核心技术创新者和市场提供者、创业者、风险投资者、规模管理者之间的组合和接力关系。知识产权体系的建立也需要技术方、产业、金融、政策立法等多方参与协同。一方面,没有产业、金融、立法的参与,技术创新者在选择资源的技术靶向时缺乏判断力,使推动产业生态系统的临界爆发遥遥无期。另一方面,科学家团队面对大企业会存在逐步丧失应有的参与权和话语权的风险。解决科技成果转化率过低问题的核心,则是把利益攸关者都变成战略投资者。

注释:

① 2017年6月8日“世界海洋日”,塑料海洋基金和世界再生能源组织向联合国递交了“独立宣言”,要求联合国承认“垃圾群岛共和国(Trash Isles)”的存在,成为世界上第196个国家,以强制要求世界上的国家参与海洋垃圾清理。

② 《自然》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中,使用无人潜艇对大太平洋东部垃圾场的水采样,微塑料在200米到600米的水层中都有很高的浓度。根据海洋清洁基金会测算,塑料碎片的数量是浮游生物数量的6倍。


 


作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 李志能  来源: 《调查研究报告》[2022年第42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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